裕仁是《中日文化的歷史弔詭》裡的主角，本小說的作者是胡平，小說主要的講的是：從日本全面地以中國為師的“唐風時代”，即公元七世紀中葉後算起，到中國變先生為學生，頗為恭謹地以日本為師的公元十九世紀末期，已有一千二百年。

這中間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兩國文化交流陷於停頓，但直到明治維新前，兩國的發展水平差距並不大，兩國都落後於西方，日本還落後中國一點，這即是說，中國和日本近代化運動的起跑線可謂相差無幾，兩國都是在被動挨打的情況下開始了奮起自強的近代化運動。

此後，兩國發展水平差距突然一下拉大，尤其是當今，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發達國家之一，真是“脫亞入歐”了，與美國比肩可翹楚於西方；而中國一百多年來一直在世界上最落後國家的圈子裡彷徨，大抵到了改革開放後這二十幾年，舉國上下一心一意抓發展，經濟上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但也只夠資格進入發展中國家的行列。這一很難不令日本人洋洋得意、卻讓中國人臉上作蠟的現象，彷彿都是在兩國間與西方世界發生了相撞、交匯後所走過的不同路徑引起的，而在此前，僅僅只有中日兩國間穿越不過幾百英里太平洋的交流。

這一現象，已經讓許多學者注意並釐清兩國各自近代化路徑中的百般景象與種種不同，卻也容易讓他們忽略打下這近代化路徑的樁基還是文化。

文化是千年的不死鳥，文化是天地間的一盞長明燈。即使是被強大而又鋒利的西方世界之刃劃成了幾段，文化也會如一條碩大的蚯蚓，在東方這塊古老、奇特的土壤裡修復如初。如果用學術化的語言表述，那就是一種文化在受到外來的某種強勢文化擠壓下，前者的一部分必會隨著後者的物質文化一起變化，乃至幾乎全盤接受後者的意識形態；但前者的另一部分，很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受擠壓前的狀態之中，即仍然以千百年來民族自己日常生活中總結出來的行為方式來應對一個外部的世界。

我想，在很重要的成分上，不但近代化路徑中所表現出的兩國間一眼能察的相異性，是由文化決定的，而且，至今難為人們洞幽並提出的兩個民族間所表現出的趨同性，亦是由文化決定的。